◎摘 要 建构“大思政课”育人新生态要实现从单一课程转向“三全育人”的生态涵育，从认知闭环转向“理论—实践—再理论化”的知行转化，从知识层累转向文化浸润的价值升华。要实现三维支撑系统协同：课程体系整合核心课程、拓展模块与实践项目；资源整合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生态位，深度耦合虚实场域；评价改革融合过程追踪、发展监测与增值评估。在实践层面，要聚焦关键难点，以多元协同与育人共同体构建，实现有机协调；以实践教学与深度浸润闭环构建，实现知行合一；以文化育人与融合共生机制构建，实现文化共生；以评价体系与增值发展导向构建，实现科学评价。
◎关键词 大思政课；系统思维；文化育人；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这一重要论述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打造一批‘大思政课’品牌”[2]，标志着“大思政课”建设进入深化攻坚期。在“大思政课”建设理念普及与实践探索深入开展的基础上，需要聚焦关键难点，深刻把握“大思政课”范式完善的内在逻辑，以系统思维破解“大思政课”面临的问题，以完善协同机制、促进知行结合、强化文化育人、推动评价改革等为发力点，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大思政课”育人范式的三重转化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思政课的固有边界与运行模式，实现育人范式的深层次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围绕育人生态、价值内化与意义生成三大核心维度，进行系统性的理念重构、路径创新与文化升华。
1.育人系统的变革：从课程传授到生态涵育
“大思政课”对传统思政课的突破，重点体现在其从课程教学向育人生态塑造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整体性的实践活动塑造人的社会属性。“三全育人”理念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时代化阐释，强调教育需超越工具化、碎片化的局限，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辐射全方位的立体化育人体系。从系统论视角看，“全员参与”突破了传统思政课依赖专职教师的主体局限，将育人责任拓展至学校管理者、专业课教师、后勤服务人员等多元主体，形成“人人皆是育人者”的协同网络，这种主体扩容的实质，是对教育过程中“主体间性”的哲学回应——教育并非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多元主体通过交互实践共同构建价值认同的过程。“全程贯通”则体现了教育时空观的变革，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固定课时，而是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周期，渗透至专业学习、校园活动、社会实践等各环节，形成“时时有思政”的动态链条。这一设计通过延长教育的作用时效，强化价值观塑造的持续性。“全方位覆盖”的本质是将教育空间从教室延伸至社会场域，构建“虚实结合”的教育场域，使教育场域成为连接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界面。
全员参与、全程贯通、全方位覆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大思政育人生态系统的核心架构：全员参与解决了“谁来育”的主体协同问题，全程贯通回应了“何时育”的时间连续性问题，全方位覆盖破解了“何处育”的空间延展性问题。这种系统性重构，使价值观教育在时空交织的生态网络中实现“润物无声”的渗透效果。
2.价值内化的强化：从认知闭环到知行合一
“大思政课”的育人逻辑，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认知导向到实践导向的范式变革。传统思政教育往往偏重理论灌输的“认知闭环”，而“大思政课”通过构建知行合一的双向循环机制，推动价值观教育从“知识积累”向“行为养成”转化。
“有字之书”的理论铸魂，是育人过程的逻辑起点。但理论教学并非简单复述概念，而是通过问题链教学、批判性思维训练等方式，引导学生完成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认知深化。“无字之书”的实践砺行，是认知内化的关键跃升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3]，就是要求创设“具身化学习”情境，使抽象价值理念在具象实践中获得意义锚点。当学生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感知基层治理，或在科技创新前沿体会自主攻关，这种“在场体验”能够触发认知结构与情感态度的双重提升。更重要的是，实践环节通过设置“认知冲突”（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反思性实践”（如撰写调研报告），推动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价值主体转型。
知行合一的深层机理，在于构建“理论—实践—再理论化”的螺旋上升通道。理论教学为实践提供价值框架，实践体验反哺理论认知的深化，二者通过迭代循环实现育人效果的提升，使思政教育真正成为“塑造灵魂”的实践哲学。
3.价值升华的跃迁：从知识层累到文化浸润
“大思政课”的价值升华，集中体现于其从知识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意义跃迁。以“两个结合”为引领，“大思政课”的文化浸润模式，通过三重机制实现突破：其一，构建“意义符号系统”，以具象的文化符号实现价值引领。如用“大同理想”诠释共同富裕，以“革故鼎新”解读改革创新，使抽象理论获得传统文化的意义加持。其二，创设“文化情境体验”，通过传统节日、红色基地等文化载体，使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价值感知。这种教育方式契合文化人类学中的“濡化”理论，即通过文化环境的持续渗透实现价值观的传递。其三，推动“价值叙事转化”，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历史话语转化为时代话语。例如，用“家国同构”叙事联结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使宏观价值观获得微观生命史的承载。通过文化浸润模式创新，使“大思政课”构建起具有历史纵深与文化厚度的价值观教育范式。
“大思政课”育人新生态的三维支撑系统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应着力构建贯通课程、资源与评价的育人新生态。当前，“大思政课”建设还面临课程体系的系统化有待提升、资源平台的主体协同性不足、评价机制的引导力不强等现实问题，需有针对性地形成“课程体系—资源整合—评价改革”三维支撑系统。
1.课程体系：价值逻辑的结构化再造与生成机制
突破传统思政课程的线性传播局限，建构“核心课程（价值奠基）—拓展模块（学科融通）—实践项目（知行转化）”的三维拓扑结构。核心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元理论基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促进“经典文本的时代化转译”与“知识系统的模块化重构”双轨并进：前者实现理论原典与现实语境的辩证对话，后者构建“基本原理—中国实践—国际比较”的立体阐释框架，形成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张力的价值知识系统。拓展模块建立“学科价值基因图谱”与“认知—价值转化通道”的辩证互构模型，依托“思政+”课程开发机制，在保持学科知识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问题导向的教学设计实现专业认知向价值认同的跃迁。实践项目构建“认知具象化（感性接触）—情感共鸣化（体验内化）—行为外化（实践创造）”的具身实践层级，破解价值内化的瓶颈。该体系通过理论奠基、学科融通与实践强化的时序连续性，以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目标统整性，完成价值生成逻辑从单向灌输向多维共生的结构性跃迁。
2.资源整合：教育共同体的建构与场域融通
突破资源流动的壁垒，建立“政府（制度供给者）—高校（实施主体）—企业（价值链嵌入者）—社会（文化反哺源）”的多元共治格局。政府层面强化制度性供给，构建资源共享认证平台，破解跨系统资源调度困境；高校实施“需求导向型”资源转化，开发模块化课程资源体系；市场主体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价值链，共建具有思政属性的实践教学基地；社会力量激活文化场域育人功能，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载体。以政策驱动与需求响应的双轨机制，激活课程研发中心、实践协同中心、数据服务中心的生态枢纽功能。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实体场域要实现价值空间的物质化建构，遵循“符号化呈现（认知触发）—情境化体验（情感共鸣）—网络化延伸（行为内化）”的育人逻辑；虚拟场域依托数字技术形成“云—网—端”智慧教育生态，通过数字叙事重构文化传播范式。二者在价值符号的互文性转译、认知实践的互补性结构、数据智能的互馈性优化三重维度深度耦合，实现育人资源从碎片化供给向系统性赋能的变革。
3.评价改革：价值效能的测量范式与反馈机制
突破传统思政课效果评价的瓶颈，建构“过程追踪（认知图谱）—发展监测（成长基线）—增值评估（边际效益）”的三维效能坐标系。过程维度通过多模态学习轨迹分析，建立基于证据的认知发展分析框架，实现认知发展的可视化建模；发展维度实施动态基线测量，构建知识架构、思维范式、价值取向的动态成长向量；增值维度引入教育生产函数理论，通过协变量调整模型量化价值塑造的边际效益，形成精准的效能评估体系。指标体系聚焦“知识内化度（概念网络深度与系统性）—价值认同度（信念系统稳定性与情感强度）—行为转化度（实践外化的持续性与效度）”构成的价值进阶连续体，采用教师诊断、同伴互鉴、社会反馈的多元印证机制，结合量化表征与质性阐释的混合研究范式，形成“诊断（问题识别）—调适（策略优化）—进化（系统迭代）”的自适应反馈系统，最终实现评价范式从知识考核向价值创造的转向。
从三维协同的整体关系来看，课程体系作为价值能量输入系统，通过结构化知识传递奠定育人生态的认知基础；资源平台构成“物质—信息”循环系统，依托多元主体协同与虚实场景互嵌驱动教育要素的流动；评价机制形成反馈调节系统，通过效能监测与动态调适保障生态系统的适应性进化。
“大思政课”育人新生态建构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历经数年探索，在理念普及、平台搭建与活动开展层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核心难点也日益凸显。有效破解这些难点，要从完善育人范式的高度，进行实践路径创新，构建起有机协同、知行合一、文化共生、科学评价的“大思政课”育人新生态。
1.有机协同：多元协同与育人共同体构建
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明确各主体的育人责任，完善协同机制，实现从多元主体“工作叠加”到“有机协同”的范式转换。一是制度刚性嵌入与责任契约化。将“大思政课”建设目标深度嵌入学校整体发展战略与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制定并刚性执行相关责任清单与协同工作规程，以“负面清单”明确底线责任，以“正面清单”引导创新作为。将育人实效作为院系、部门及核心岗位绩效考核的“硬指标”与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二是平台实体化运行与赋权增能。成立由校党委直接领导的、实体化运作的“大思政课建设协同中心”，赋予其跨部门资源整合调度权、重大项目审批立项权、育人绩效评价考核权。中心需整合宣传、学工、教务、科研、马院、团委及相关院系力量，形成常态化联席议事与问题解决机制，成为穿透部门壁垒、驱动协同落地的“中枢引擎”。三是能力精准化供给与共同体培育。建立基于角色差异的“分层分类赋能体系”，为专业课教师提供“学科思政元素深度挖掘与价值转化”的方法论工具包与情境化工作坊；重塑管理服务人员的职业认知，强化“管理即教育、服务即育人”的理念认同与技能（如沟通艺术、危机干预、文化熏陶）培训。设立跨学科、跨部门的“育人名师工作室”与“育人创新团队”，孵化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的育人骨干，形成示范引领效应。四是激励创新与价值彰显。设立专项“育人卓越贡献奖”，对在课程思政创新、实践育人深化、文化品牌打造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在职称评聘、岗位晋升、评优评先等核心评价环节，单列“育人实绩”评价板块并显著提升其权重，以评价导向激发育人动力。
2.知行合一：实践教学与深度浸润闭环构建
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理论传授和实践结合不足的问题，需更加重视实践育人，构建深度浸润的闭环：一是项目深度化与问题中心化。在实践环节中，推行“小切口、深耕耘、长周期”的“深耕计划”，社会实践项目选题须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如乡村振兴、科技自强、基层治理）与真实社会问题，要求学生以“研究者”和“行动者”双重身份深度嵌入特定场域（如社区、企业、乡村），进行持续性观察、参与和协作，在解决真实问题中锤炼本领、体悟责任。二是反思结构化与引导专业化。实施“双导师制”，校内理论导师聚焦价值引领与认知深化，校外实践导师侧重经验传递与行动指导。嵌入“结构化反思”环节，运用“批判性事件分析法”引导学生剖析实践中的价值碰撞与伦理困境；通过“深度访谈日志”捕捉个体认知与情感的变化轨迹；组织“价值辨析工作坊”在对话与争鸣中促进观念澄清与共识凝聚。三是成果平台化与价值外显化。打造“实践育人创新工场”，系统性孵化、转化与传播优秀实践成果。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转化为决策咨询专报、政策优化建议；将创新的解决方案（如社区治理模式、公益服务项目）进行模式提炼与推广应用；将文化体验与思考转化为微纪录片、数字展陈、戏剧作品等公共文化产品，使实践成果突破校园围墙，产生真实社会价值。四是资源制度化与安全保障体系化。建立涵盖风险评估、应急预案、专业培训、保险覆盖的全流程实践安全管理制度，为深度实践保驾护航，解除师生后顾之忧。
3.文化共生：文化育人与融合共生机制构建
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文化育人系统性不足的问题，需要深化对文化本质及其育人机理的理解，激发文化育人的“化学反应”。一是校本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与活化。系统挖掘校史校训、学科发展脉络、地域文化特色中蕴含的独特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将抽象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知的故事、人物、场景与仪式。打造“学科背后的家国”“大师的精神灯塔”等具有强烈校本烙印的文化育人品牌。二是文化表达的现代呈现与沉浸交互。拥抱数字技术革新文化叙事方式，运用VR、AR等技术构建“可进入”的虚拟校史馆、革命场景、传统技艺工坊；支持师生共创具有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文化产品（实验戏剧、数字艺术、原创音乐），让文化在青春语态中焕发新生。三是文化育人共同体的跨界联动与生态营造。主动“破圈”，与地方博物馆、档案馆、非遗保护中心、红色教育基地、文艺院团等建立“文化育人战略联盟”，共建共享实践基地与资源库。聘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战士、文化学者、艺术家担任“驻校文化导师”，开设工作坊、大师课。构建起“校内—校外”“学界—社会”相互滋养、协同育人的文化生态网络。
4.科学评价：评价体系与增值发展导向构建
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评价的价值引领力不强的问题，需要实现评价目标从“证明”向“改进”、从“甄别”向“发展”的转向。一是多维指标体系的科学建构与应用。在“知识内化度”基础上，着力研发并验证“价值认同度”（如运用经过严格信效度检验的政治态度量表、价值观排序测量）与“行为转化度”（如基于关键行为事件法的观察记录表、社会责任感行为自陈量表、社会实践成果的质性评价量表）的观测工具与评价标准。二是成长档案袋与增值评价的深度实施。建立“学生思政素养发展电子档案袋”，持续、动态收集记录学生在课堂互动、实践表现、志愿服务、网络言行、日常交往等多维场域中的关键事件、反思文本、作品成果、他人评价等。通过入学基线评估与后续周期性追踪评估，运用增值评价模型，着重分析学生在核心价值观念、关键能力素养上的进步幅度与成长轨迹，描绘个性化成长图谱。三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网络构建。构建包含教师评价（侧重认知与态度）、同学互评（侧重合作与日常行为）、学生自评（侧重反思与目标设定）、社会相关方评价（实践导师评价其职业素养与责任感、服务对象评价其共情力与奉献精神、实习单位评价其诚信与担当）的评价网络，获取更立体、更真实的评价信息。四是评价结果的发展性运用与闭环反馈。将评价结果的首要功能定位于“诊断”与“改进”，建立评价结果深度分析机制，精准识别育人环节的短板与学生个体的发展需求，据此优化教学设计、调整实践项目、改进管理服务。建立“评价结果反馈与成长辅导”机制，由导师（班主任、辅导员、项目导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度沟通，基于评价数据共同制定个性化成长方案。
参考文献：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3-7（1）.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1-20（6）.
[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4-26（1）.
[本文为教育部思政专项课题“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效能提升机制研究”（20SZK10357004）、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机理与实践研究”（2024CX035）、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思政课教学研究项目“认知心理学视域下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研究”（sztsjh-2024-1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秦培涛，单位：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2025年第18期《中国高等教育》）
